您当前的位置：首页 > 虎头兰

虎头兰的故事

2014-03-29 10:14:31

大理古城复兴路中段的文化馆原来是文庙，除了那块毫不显山露水的“文献名邦”匾额，因为是康熙皇帝的御赐而为人瞩目外，还有一盆兰花被视为“镇馆之宝”，轻易不向外人展示。道不是因为这一盆兰花属于“绝世而独立”的稀世珍奇，其实它只是一盆普普通通的虎头兰，山野之中、凡人庭院随处可见，可它偏偏却被当作宝贝！

“文献名邦”匾额的复制品原先挂在南门，现在转移到文献楼，为大理赚足了眼球，名气冲天，真迹还悬挂在文化馆的中央，还能让大家一睹风采。可这一盆普普通通的虎头兰，别说是一睹庐山了，绝大部分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盆兰花，名副其实的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。当然，如果您知道它已经有了近五百年不平凡历程的话，一定不会怀疑这盆兰花的珍贵，一定会理解保护者小心翼翼的初衷。

先从五十年前说起。1956年，当时的大理县人民政府在扩建文化馆的时候，号召全县捐花献木来绿化旧时的文庙。在募捐来的各种争奇斗艳的花木中，一盆其貌不扬的虎头兰引起大家的注意：来人说，这盆花来自喜洲“七尺书楼”，杨弘山先生亲手栽种的。

文化馆的人大惊：如果真的是杨弘山先生亲手栽种的话，那么这盆虎头兰就有近五百年的历史，可谓稀世珍奇。因为这位杨弘山先生就是生活在明朝中期的大理名士杨士云，喜洲“七尺书楼”是他的晚年居所。

一盆兰花的五百年悠悠岁月令人叹为观止，而最意味深长的是它令人回味无穷的精神气质。人与花共洁，花与人同芳。在它的第一位栽种者杨弘山身上，高洁的行止契合兰花的品质，令我辈后人追慕不已；在它默默生长的五百年里，体味了人世沧桑，也聚集了一个家族的精神向往。

“维谷之兰，维国之馨，其谁知之，逅此美人，吁嗟兰兮。”在诗中，杨士云把兰花当作红颜知己，一唱三咏。在平时的言行中，他也和这花儿一样的高风亮节，引人击节赞叹。只有兰花的气质，才配得上他的人品；只有他的人品，才衬托出花的高洁。

杨士云读书很成器，十四岁便考中秀才。不过当时在喜洲和他一样才华出众的还有他的同学杨宗尧。他们的老师曾私下对别人说，若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参加云贵两省的乡试，必定能高中解元（举人第一名）。公元1498年，二十一岁的杨士云满怀信心地准备参加弘治戊午科乡试。走到坡头村桥头的时候，偏偏碰巧杨宗尧也要去考试。杨宪典先生在《喜洲志》里这样记录两人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对话：“弘山开言道：‘我二人同去应试，一路有伴，固属方便，惟解元只有一名，两人同去，岂不淹没一人？以小弟之见，学兄年长，学识渊博，不如此科兄先去赴考，待兄考得解元，小弟下科再去，也不为晚。’宗尧应曰：‘承贤弟相让，犹恐愚兄不才，‘不舞之鹤，贻累羊公’，取不上解元，岂不累贤弟白等三年么？’弘山曰：‘老兄不必过谦，你我同学，岂不互知学底？宗师亦尝言，我二人必取乡试第一，惟第一只有一人，深为惋惜！小弟所言，出于真心，请兄先行，小弟就此告辞。’”（引自杨宪典《喜洲志》第59页，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1988年6月内部资料）

说完这番话，不等杨宗尧开口，杨士云便转身回喜洲了。杨宗尧没辜负杨士云的谦让之情，拔得解元。三年后，杨士云印证了老师的判断，取得了弘治辛酉科云贵乡试解元。喜洲人为纪念这段佳话，将他们相遇的坡头村桥命名为“让解桥”。

只听说削尖脑袋博取功名的，杨士云宁愿再等三年也不与学长相争的胸怀才是真正的谦让。他和兰花一样，对自己的才情了然于胸，充满自信地等了三年，就像山谷中的兰花，安然的在荒草中摇曳，知道自己终会成为耀眼的明星。没有煽情的语言，没有矫饰的动作，只有几句话，一个转身，就把人人艳羡的解元留在五台峰下。如山中幽兰，不争奇斗艳，不张扬其香。却恰恰因为它的低调显示了一种不凡的气度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赞叹。介于此，稍后的进士艾自修特意撰文刻碑纪念这件事情，籍贯昆明的翰林顾视高也对斯人斯事赞不绝口，特刻“让解桥”三字在桥上，以表达思慕之情。

还有很多日常细节中，都能体现出杨士云如兰的性格。在解元之后他又中了进士，入京为官。有一次，他办完公务经批准取道回大理探亲。刚进入云南地界，离大理还有近一千里路程的时候，他将身边的车马、仪仗都打发了，只留下一个随从一匹马。人们很奇怪地问，离家乡还这么远，为什么不多带点随从。他淡淡地说，为官应当节俭，况且探亲是私事，我怎么能带声势浩大的人回家乡炫耀呢。于是便悄然回乡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很多文人把“隐居”当作一种策略：失意了就找个山野之地住下，表面上无心功名、有意山水，实际上却念念不望朝堂的五斗米。一有机会便飞快的把“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”的标签丢下，赶回去“为人民服务”了。杨士云则不然，在他厌倦了官场之后，一心归隐，没有罪翁之意。他给人留下了一段让很多假隐士汗颜的辞官故事：

母亲逝世后，杨士云再次在“七尺书楼”读书，不问朝政。有很多人向当朝推荐他。一天，吏部来人通知他已经被安排为兵科给事中了，杨士云没什么反应，继续在“七尺书楼”读书。吏部认为他对职位不满意，不久又把他转为户科左给事中，他不仅没去，干脆上报朝廷说自己病了，不能胜任。吏部知道后接着又让他改任“提学”，他还是自称“老且病，不能为也。”吏部以为这位夫子是嫌官小，就提出让他出任高一级的“司业”，没想到又被拒绝了，杨士云说：“提学且难胜任，况司业乎？”朝廷的回答是准许他回家养病，但病愈后必须回来赴任。没想到回去之后他干脆闭门不出，谁劝也不为所动。最后终老于喜洲。

窥一斑而之全豹。被视为“士林重望”的杨士云，高风亮节，他亲手栽种的兰花历经五百多年还生机勃勃地展现在我们面前，人与花共洁，花与人同芳，能不让人激动不已、击节赞叹吗？

后人张子斋《为兰花展览作》一诗可作为追慕：“品冠群芳自古珍，屈原纫佩最知音。长存洁质除污染，洗尽铅华展素心。满眼芳馨起九畹，漫评身价值千金。虽居尘世多清采，且播贞风勉士林。”

杨士云如兰，自然爱兰、养兰。时至今日，仍有《采兰诗》、《兰开》、《李中溪馈香兰》、《兰蠹》、《种兰》等直接描写兰花的诗文存世。可以推想，文化馆保存的他亲手种的虎头兰，只是他种的兰花之一而已。但只有它成了最中的幸运儿。现在已经无法得知这盆兰花的确切载种日期，只能在杨士云生活的公元1477年到公元1554年的七十八年之间划一个大致范围。但它的经历却因为花盆上的诗文、题款而清晰可见。晚年，杨士云在祖屋因陋就简，搭建了一个名为“七尺书楼”的小楼，在此读书奉母十年。别人不解地说，像您这样的声望、地位，应该住更好的房子才对，“七尺书楼”太委屈您了。他用了下面的话谢绝了：“我祖祖辈辈居之，并未嫌其狭陋，今我居之，另修小楼，于我侈修且过矣！昔尧阶七尺，禹阶三尺！颜回居陋巷，不以为忧，圣贤止此，予何人也，敢望更侈耶？”（引自杨宪典《喜洲志》第60页，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1988年6月内部资料）。

族人思慕他的风范，将他生前种植的虎头兰大约在他死后十七年，即公元1571年移载在一个巨大的大理石花盆内，并在盆壁刻下了深得杨士云心意的诗句：“寄语儿童宜爱惜，莫教些子看红尘。性癖兼工画牡丹，富贵场中本色难。最爱此兰留本色，高标画向雪中难。”从此，这盆兰花就成了喜洲杨氏家族的精神寄托，后人在这盆普普通通的虎头兰上，想到了杨士云的才情、气度，想到了杨士云的高风亮节，并成为族人共同的精神向往和显示追求。

六十年后的公元1631年，离杨士云去世已经七十七年了，杨氏族人再次来到这盆象征先祖精神的虎头兰前，恭恭敬敬地祭拜，刻诗，他们要和先祖对话。也许，他们在风雨飘摇的明朝末年，生活并不如意，所以在最前面的两句充满惆怅——“三百年来泽孔长，书楼七尺胜诗囊。腥膻枉自懑元祖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但是他们仍希望继承杨士云的才情与品质，希望杨士云的精神一直能铭刻在族人心中。所以紧接着写下了“楼前遗植一丛兰，年年开向雪中看。只今更是风霜冽，曾否经冬复耐寒？”的追问。

在此后的288年中，杨氏族人没有在花盆上留下任何笔墨。不是他们忘了这盆弥足珍贵的虎头兰，也不是他们忘了令人自豪的先祖，也许他们认为只要好好的治学修身，就是对先祖的最有意义的纪念。所以他们默默地居住在“七尺书楼”，感受先祖的存在；他们几百年如一日精心照料着这盆花，感受先祖的气质。

公元1919年，时光指向动荡的中华民国八年。也许只有统一的精神诉求才能渡过这艰难的岁月，杨氏族人在288年后再一次提起笔，进行了一次庄重的“合族同刻”，并把“弘山先生亲自栽”一句特意用红笔勾出，以示郑重。这次题刻，像一次总结，对近四百年前的先祖杨士云进行超越时空的追忆和对话：“此楼不自今日始，千秋万代深仰止；此兰不自今日开，弘山先生亲自栽；此楼绝胜梅花屋，梅花屋中少卷轴；此楼绝胜书带草，书带草头春易老。胡为此楼披翰墨，奇云落星留不得；胡为此楼占国香，千花万草留不得。胡为此楼独无遗，只有芳兰数颖垂；胡为此楼独有异，苍山洱水深得地。况当密惜不恒开，开必有验亦奇哉；想是当年建楼者，护持常遣花神来。我入斯楼劳瞻顾，低头不语如有悟；斯楼岂以芝兰重，愿有楼者思其故。”

大理虎头兰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成书于明初的《南中幽芳录》，因其生命强、常年翠绿、花开经久有韵而在大理一带广受欢迎。一般每株的寿命在五年左右，这盆大约历经五百年的光阴，不断繁衍、更新，偶然存留的虎头兰正好和杨士云的品性一致：朴实而有神采，需求甚少而回报甚多。即使没有这盆兰花的存世，杨士云的高尚情操仍会被人们牢牢记住；有了这盆兰花，又让这种思慕之情有了具体的倾诉对象。

1956年，他的后人从喜洲出发，用马车驮着这盆兰花，无偿捐献给文化馆，没有留下名字，只是骄傲地说：我们是“七尺书楼”的后人，这盆花是杨士云亲手栽的。

没想到在文革中这盆兰花被当作“才子佳人的玩物”，差点被人用开水烫死。幸好被文化馆不知名的朋友藏在一个非常狭小、不被人注意的巷道里才避免毁灭的厄运。

十年文革中，没有人照料，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，它依然顽强的活了下来。但好像在沉默中表达自己的不满，十年间未曾繁衍新叶，未曾长出一个花蕾。也许它是在用这种默默无闻的方式躲开别人不怀好意地注意，好把这个几百年的传奇延续下去。

苦心人，天不负。文革结束后，这盆花在精心呵护下，再次发芽开花，最终有了今天的枝繁叶茂。到了1996年，大理剑川的杨云先生偶然打听到这盆虎头兰的传奇故事，专门去文化馆考察。对花的来历、品种、花盆上的铭文等作了详尽地研究，专门写了《对一盆明代兰花的察访录》一文，收在1999年出版的个人专著《大理古今名兰》中。也许这盆花不一定是杨士云亲手栽的，我们很难在植物学上确定这盆兰花的真实来历。但这盆花上所凝聚的精神内涵却是千真万确的，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家族、一个地区的精神历程，愈久弥香。“……胡为此楼披翰墨，奇云落星留不得；

胡为此楼占国香，千花万草留不得。

胡为此楼独无遗，只有芳兰数颖垂；

斯楼岂以芝兰重，愿有楼者思其故。”

如今，穿过喜洲西侧新修的“魁阁”，书上告诉我，附近原来曾经挂着一块硕大的大理石匾，上书“明进士杨弘山先生故里”。东边不远的四方街上，水泥制成的文明坊代替了木制的“给事中”牌坊（杨士云在京城先后出任过工科给事中、兵科给事中和户科左给事中）。“七尺书楼”还在，但四个字的匾额就剩下一个字，楼前原来载种虎头兰的花台空荡荡的，楼内的诗画文墨基本都不见了踪影，只有照壁两侧“翰墨”、“流香”四个大字还可以辨认。还好，“杨士云”三个字在大理一直很清晰，他亲手栽下的虎头兰也长得很好，这个经历了近五百年的传奇还要一直继续下去。